Alphanote’s 看看片,说说事

12月 18, 2006

格里菲斯谈电影

归类于: 好文共赏 — alphanote @ 12:15 pm

格里菲斯谈电影
[美]格里菲斯
周传基 译
由ontology扫描、校对

格里菲斯对两个问题的答复

你问我:“你认为舞台和它的技巧对电影摄影师来说是最好的表现手段吗?”不,我不这样认为。舞台是多少世纪以来的一个发展,它是以某种固定的条件并且以事先规定的范围为基础的。这里没有必要来指出这些条件是什么。电影虽然只有几十年的成长过程,但是它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它的潜力是无穷的。整个世界都是它的舞台,它的时间是无限的。只有在语言的使用上它较舞台逊色,但是电影在其它方面的优点却多得多。所以我们可以把语言方面就权且算作舞台要比电影强吧。这两种艺术的条件的差别是如此之大,因此它们的要求也同样是千差万别的。舞台的技巧和舞台的人们在电影表现的极其强烈的现买主义中是完全格格不入的,但是对舞台来说,稍微要一点电影的现实主义也有莫大的裨益。

对你的第二个问题:“如果过去的那些舞台剧都已用尽之后,那么将由谁来满足三万家电影院的需求呢?”我要向你提到我在上一段所表达的那个意见。过去的那些舞台剧对电影来说是无足轻重的,而且我更担心,归根结蒂它们对电影还是有害的。如果电影制片人拿不到舞台剧,他们就不得不依靠自己的作家来提供素材。这样产生的电影剧是完全为电影制作而创作的,因此它们会成为一种完善的艺术,这要比那些由作家和导演煞费苦心地把舞台剧改来改去以期适应电影的条件的作品要更有希望。当过去的那些舞台剧,以及现在的一些舞台剧已经用尽了的时候,这一情况肯定会出现,于是电影就将会自己站起来了。现有舞台剧的价值只是为了宣传的目的,而当一出舞台剧搬上银幕并获到成功的时候,人们依然会发现它们的情节往往是脱离了原作的,他们的处理风格始终也是完全脱离了原作的。

转摘自罗伯特·格劳所著《科学的剧院》

纽约,1913年版,第85-87页。

“新舞台”与旧舞台

电影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娱乐形式,成为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精神力量。在美国,在七年多的过程中,它造成了非同一般的变化,而且是大大地扩展了,从财富的角度来看,它已经成为美国的第五门工业;从它的影响来说,无论听起来是多么的奇怪,但它却是最大的。

在美国,演员、经理、剧作家和制片人不久就会发现,在娱乐的传统形式中正在发生着一场巨大的变化。巡回演出剧团现在实际上已经一个不剩了,那些依然试图上路的剧团除了到达几个最大的城市中心以外,也都悲惨地消亡了。在我们面前有一些数字表明,在去年12个月中一部影片的一个拷贝在依利诺斯州和南方放映时的观众以及它的收入,要比从纽约出发的所有的巡回剧团在14个月中所得到的要多得多。除了少数例外(我希望从这些例外中能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好东西)。老的舞台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新舞台已经诞生。我认为,这主要是经济规律的作用,因为在大、小城镇的人——一句话,典型的美国人,已经发现,科学向他们提供一些更令人满意、更有趣、更有影响的东西;它只要花一毛钱,甚至五分钱。但是老的舞台却要花两块钱,或者任意要价。

根据多年在舞台上作为剧作家和演员的经验,我有把握地认为,这一新的舞台不仅会继续进步,而且比旧的舞台具有更广泛、更大的潜力,这不仅在于它能接触千百万人民群众,而且实际上它固有的艺术力量也是如此。我很清楚地认识到,一个电影制片人不仅能够在新舞台上至少象在旧舞台上一样有效地把旧舞台的思想表达出来,而且有许多新的思想也可以用电影表达出来,并且已经表达了,而这在老舞台上是办不到的。在老舞台的限度内描绘一段情景时,不可能使用两个以上的情节,甚至两个情节就够难表现的了。我的《党同伐异》(因为我正巧想到这部影片,所以就举它为例)这部影片里有9个情节,每个都发生在不同的世纪、在世界不同的地区,而结尾全部汇合在一起。而且我可以在一个地点、一段时间内的一出戏里把六个或七个情节交织在一起。

在老舞台的限度内不可能使用在电影中获得优美效果的那许多技艺手段。电影却可以用很多方法来加速动作——可以让两个或三个故事情节平行地迅速发展;可以简单地用对玫瑰的一瞥或是对一幅美丽的绘画的一瞥的表情来开始一出戏;在一刹那间可以把观众从圣经时代的幼发拉底河岸带到中世纪的法国或者带到关于今天的一个小姑娘的故事*。(*这里指电影《党同伐异》中的几个故事。)随着电影技术手段的发展,表演本身也得到了改进。许多演员曾告诉我说,他们认为在老舞台上表演是困难的,但是和新舞台的表演比起来它又是微不足道的……两年以前还没有一个真正的演员是完全依靠拍电影来生活的。

我们对于老舞台的演员很少给以注意。当我们最后终于接受了他们,并且试用过他们后,我们发现他们真正的表演能力远远处于我们所训练的那些人之下。老舞台的问题以及新舞台的问题是一样的——就是让剧作家把他自己表现给观众。然而表现的技巧却不同。我相信新舞台的成果要比旧舞台有效得多。电影是为了满足千百万名观众,而这是老舞台所办不到的……最后,我知道,因为我是一个电影制片人,我是离开了旧舞台到新舞台上来的,因此我对自己的结论所造成的伤害也是抱有歉意的。但是我只不过是想要说明,各种艺术形式是靠经济和艺术来决定的,现实是毫不留情地为最适合的形式的生存而斗争的。

(原载1961年12月1日美国《独立》报)

一些预测:电影和戏剧、电影写作、教育

正规的戏剧,当然始终会存在,但是我相信不会象现在那样。电影会取代正规戏剧所有的大场面的演出特点。舞台剧再也不会由于它们的布景和演员及跑龙套的众多的人数而吸引观众了。电影代替了所有的这一切。

观众唯一愿意在正规的剧院里观看的舞台剧将是那些亲昵的、宁静的舞台剧,也就是在四面墙的一、二堂景之中演出,而且其场景是不重要的,它的戏主要是主观的。客观的戏,所谓的情节戏,将完全被电影所吸收……

我们现在越来越注意我们在银幕上所表现的故事。为电影写作的艺术几乎是和在电影中的表演艺术一样迅速地发展。而一个作家在这个领域里所获得的巨大的报酬对他将会是一种有力的刺激,使他学会比他以前所能做到的,甚至在最优秀的对白戏剧中所能做到的更要干脆利落,更有说服力,更有魅力地来讲它的故事……

人类将要比以前越来越快、越有智慧 ,越有理解力地来进行思考。它将会看到一切东西——彻底的一切东西。

我相信这就是每个观众对电影表现出这样如饥似渴,在一部好影片面前如此忠诚于它的重要原因。他们具有古老的美国人所擅长的一种好的东西,就是要求把东西“展示”给他们看。我们不“说”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是描写一件东西是什么样子;我们是把它实际地、生动地、完整地、令人信服地表现出来。正是这些始终存在的、现实主义的、实际的东西吸引着广大公众,而人的智慧所能发明出来的东西再没有比电影能那样好地把它们表现出来。

不到十年,这样的时刻将会到来:公立学校的儿童将要通过电影被教会一切东西。当然那时他们再也不必非阅读历史不可了。

可以设想一下,例如说,在不久的将来的一座公共图书馆里,将有一排排的盒子或圆筒,当然都是经过完善的分类和编有索引的,在每个盒子前都有一个按钮和一把椅子。也许你想要“阅读”拿破仑生活中的某一段事件。你不必去寻问所有的权威,不必在书堆中去辛辛苦苦地寻找,而结果还是困惑不解,还是对实际发生的那件事情没有一个清楚的概念,在每一点上由于对事件存在着各种相反的意见而越搞越糊涂,但是将来你只要在一个安排得很科学的房间里,在一个调整得很合适的窗户前,按一下电钮,你就会实际看见发生了什么。

这里没有发表什么意见。你只是目睹历史的形成。所有的关于写作、修改、核对以及再体现的工作,都将交给一批公认的专家细致地来做,而你将会看出一个生动而完整的表现。

一切东西,除了艺术,可能还有思维的科学,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教授—生理学、化学、植物学、物理学、动物学以及它的分支……

(原载1915年4月25日美国《编辑》报)

对电影明星的要求

我相信电影制作者已从多方面超过了舞台剧的艺术,尽管电影艺术远远尚未达到完善的地步。还远着呢,虽然我们在高速前进。现在,要和舞台剧并驾齐驱,但还是需要对那些参加制作这些电影剧的人们,也就是在大家心目中最熟悉的电影男女演员们提出要求。如果要超越舞台剧,那么就要对一些电影剧制作中居于首位的人提出更多的要求。

即便一个人有一张活动摄影机的脸——也就是说很上相——但我们首先需要的是他的“灵魂”。

谈到电影演员,“灵魂”这个词儿听起来很别扭,对吗?可我恰恰是这个意思。舞台剧的人们把它叫做气质,或舞台表现,技巧以及其它种种。由于舞台剧与电影剧之间的差别,因此在电影中这些演员大人物必须真正具有“灵魂”。

这里我指的是:具有伟大的性格,纯真的感情,以及能在摄影机面前表现出这些特质的能力。舞台上的感情行不通;有些伟大的演员在摄影机面前显得呆滞和“昂首阔步的”。电影中的任何大明星,不论是浪漫的、悲剧的或喜剧的,都确实具有最令人发生兴趣的个性。当他们站在摄影机前的时候,他们没有那种象舞台演员那样“站在灯光前”的感觉和举止。一个真正的好演员站在摄影机前时,他总是把自己的灵魂摆进去,他不考虑“下面的” 那些人对他是怎样想的。她(他)知道前面没有观众,只有那阴郁、冷酷和明察秋毫的摄影机镜头,它可以原封不动地记录面部肌肉的每个颤抖,眼睛的每次闪烁,脸的表现,每个手势等等。

(无声电影的)电影明星无法在他的艺术中使用柔美的嗓音,抑扬顿挫;深长的叹息声,惊愕得倒抽一口冷气,欢乐的笑声,严峻的警告语调,忧愁的、甜蜜的、悦耳的声音,恐惧的尖叫声等等都没有——声音不能对电影演员有任何帮助。他必须用自己的脸和手,用形体姿势和动作来表达每种人物的感情。

一名具有灵魂的演员总是以他内心的全部热情来进人工作的。他感觉自己的角色,他生活在自己的角色中,结果就是一部好影片。生活中我可以找到大量漂亮的、娃娃脸的姑娘,但是,呜呼!她们的灵魂并不比布娃娃多;她们可以凄惨地或微微地一笑,或咯咯地笑,但她们的本领并不比这些更多。

对于主角,我认为必须要用有灵魂的人,了解并感觉到自己角色的人,以及能够用自己的肌肉来把感情的全部领域都表达出来的人。他们不是通过不断的实践再实践才做到的。那是自然而然就掌握了的。他们一再地练绝技,练跳跃,练纵跳以及其他许多东西,从而准确地控制自己,或者学会正确地完成这些动作;但是当要表演动感情的场面时,不论是爱情、憎恨、欢乐、悲哀、惊奇、恼恨、兴奋或强烈感情中任何细腻的一面,最优秀的男女演员都能径直地做下去,仿佛是自己生活的真实经验的一部分。

但是这只是对电影明星要求的一部分。我对他们要求的第一件事,当然是他们必须有一张电影摄影机的脸,我不仅对明星是这样要求,甚至连最小的跑龙套的演员也是同样要求的。在电影里出现的人,必须是上相的人。

照相馆的照片与电影的肖像有很大不同。照相馆的照片可以用灯光把各种光影加以散照,打到这里,打到那里,从而显出人物美并掩盖了人的缺陷,然后再修底版,直到一个四十岁的母亲印出来象二十五岁的女人。

在电影中,我们不能在室内用散射光,因为人们要自然地走来走去;更谈不上修版,因为没法给一两英里长的成千成万的画面修版。因此,导演必须要用上相的人。上相并不意味着漂亮。一个满面皱纹的老妇人也许对某个角色就可能是很上相的。约翰·拜尼的相并不“漂亮”,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她肯定是上相的。

淡色头发和浅蓝色眼睛的人在摄影机面前很少能成功,因为他的眼睛会发白,象受惊害怕似的。

漂亮的头发、合适的眼睛、整齐的牙齿——这是好演员的基本条件(特型演员除外)。这要通过仔细的寻找和研究,才能找出恰当的人选。优雅的举止和忘掉摄影机的存在的能力也是演员所必要的。这可以避免手足无措和笨手笨脚。所以,对于电影演员来说,必须提出所有这些要求。

然而大部分从正规舞台转来的电影明星却缺乏真挚感,至少他们最初在电影摄影机面前是这样。只有费思克夫人在《苔丝姑娘》中的表演是明显的例外。我知道她赢得了我的眼泪。法兰西喜剧院的几名演员,特别是谷凯琳和勒·巴尔奇在几部法国影片中表现出他们在人物性格的精致的刻划方面的广度和力量。另一方面,一些广为宣传和场面令人赞叹的外国影片都存在着表演平庸的缺陷。如果只有木偶般的演员,那么宏伟的场面又有何用?在美国,我们正在训练一派默片演员,他们在为能超过欧洲各派默片演员做最佳的努力。

过去,我们有些盲目地遵循舞台的模式。我们之中没有多少人意识到我们在同一门新的艺术形式打交道。原始的电影剧是按幕分场,始终遵循严格的时间和地点的统一,大小不变的人物表现在一个单一动作的没有时间变化的段落中。

我记得,当我发明了“特写”的人物时,我在十四号街的比沃格拉夫公司的老制片场造成了怎样的轩然大波。

老板们反对说:“这是根本行不通的。那些演员看起来就象是在游泳——你不能让他们没身没腿地飘在那里!”但是我坚持,他们只得让我这样做,虽然他们总是说,只要一发现“特写”,观众就跺脚表示不满。但是今天,“特写”已经是每部影片不可缺少的了,因为“特写”可以传达出人数众多的场面根本不可能传达出来的人的内心思想和感情。

我从狄更斯借用了“切回”手法。小说家从不在一件事情的半中间离开一组人物去表现涉及到另一批人物的较早发生的事件。我却用“切回”手法精心设计出“故事中的故事”,以及所谓的平行动作。我发现电影可以容纳不仅是两条线索,甚至可以容纳三、四条同时发生的动作线索——而决不会使观众搞混了。

在我最近的一出戏里,通过每隔一段时间就转换场面的手法同时表现了四个动作。每一个动作都加强了其他动作的效果——这一技巧,据我所知,是讲故事的艺术中崭新的东西。我的观点是,电影剧在不断进步,如果有人竟然在它那令人惊叹不已的演变中武断地定下一个框框说它能做到什么或不能做到什么,那这种人确实是愚蠢的。就拿一件事来说,讲解历史,对老年和青年人的教育,就会因它那难以置信的新进展而彻底革命化了。

老派别正在向我们靠拢,并且在适应我们的手法,如“切回”和平行动作等。有一位女演员,她在纽约连续两年获得了成功,可她正是由于仔细地研究了我们洛杉矶电影女演员的各种表演方法才塑造出她那当之无愧的著名角色的!

人们已经承认,在诗意的美这一方面,电影娱乐已远远超过了舞台剧。诗确实是正统戏剧中的已经丧失了的艺术。但它恰恰是电影院的生命和实质。我们已经把布朗宁的大部分故事,以及田尼逊的许多圣经和经典寓言搬上了银幕。我们的目的不仅是美,而且还有思想。谁也无法预测电影将会是怎样的。因为我们目前还处于它的襁褓时朔。

我怀疑是否会出现电影的莎士比亚或荷马,因为电影是动作.而动作的方式每个时代都在变化。例如,梅莱斯特、麦克里底、基恩或肯姆勃尔的舞台作品,如果能准确地再现的话,我们今天也会显得是粗糙、生硬和笨拙的。同样,今天的表演对两百年后的人们来说会显得不自然或不可想象的。但不朽的故事始终会存在,伟大的人物和场面的世界遗产,它们将要根据今后各代人的改变了的思想来拍成电影。

对电影演员,我们还要求他们有工作能力和任劳任怨的精神。拍摄一部大型的电影要做无穷无尽的工作。除非明星们愿意当一个人,立即投人工作,而不是踌躇不前,并摆出一副超人的架子,否则我们就不能制作出一部真正的好戏来。让我用《一个国家的诞生》这一具体实例来加以说明吧。这部影片是根据原先的一个舞台剧改编的,首先我们遇到的是剧本问题,我们要尽可能地把舞台的一切都忘掉,因为电影是小说化了的或讲故事的形式,而不是舞台的形式;它是史诗而不是戏剧。然后大部分是户外的工作。我们要表现那一段历史时期,要再现发生在广大地域的许多场面。因此,既要准备演员,又要准备外景场地,我们面临的是风景画家的,以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建筑师的工作。而演员们也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进行排练。

现在,重建时期的南加罗林纳州具体地呈现在我们眼前。在其它地点,内战时期的战场在“老兵”和现代的西点军校的专家的指点下转眼间出现了。为了逼真的历史场面,我们辛勤地准备服装、布景和各种文献,如解放宣言、阿波马托克斯的投降以及林肯被刺杀的场面等等。就林肯这个人物,我们曾试了二十四个“林肯演员”才找到合适的人选!这是因为我要求电影明星的“灵魂”,而这部戏林肯是明星。北军和南军,南方的白人绅士以及黑人部队全都在各自的负责人领导下进行了操练。然后电影拍摄工作开始了。

在拍摄工作的早期阶段,在对未来影片的充分理解的基础上,我们始终把故事安排了又安排,把一切紧密的细节串起来。开始我们拍了近二十八英里长——十四万英尺的胶片。最后我们舍弃了十分之八的产品,留下了二万六千英尺的片子,或者说,五英里长的故事。但是那也长出了一倍。又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劳动,我们才把《一个国家的诞生》剪辑成一万二、三千英尺的影片,两小时四十五分的影院映出娱乐品。

自然,一个导演不仅应当要求电影明星的“灵魂”,而且还要有耐心和真诚的指导精神。

(原载1917年2月《电影经典作品III》)

电影女演员和电影表演

表演艺术既非常简单,同时又是很难完成的。这里问题不在于用你的脸或者你的手做什么,这是一种内在灵感闪光。如果你具有那种闪光,那你在摄影机面前做什么是没有关系的;如果你没有这种闪光,那么你在摄影机面前做什么关系就甚大。因为在你给出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必须有东西可给。这对钱和感情都是同样有效的……

关于电影女演员的问题,有几个特性是具有一定的重要性的。例如,她的脸必须有光滑柔和的轮廓。眼睛也是如此。一个姑娘脸放大了二十倍,每条皱纹都顶得上巴拿马运河的比例。和眼睛相比,任何其它外部特征都是微不足道的。如果说眼睛是你灵魂的窗户,那么你的灵魂也必须有一个向外看的窗户。电影艺术越是向前进 ,这一点也就越重要。在早期,电影演员利用精心设计和夸张的手势来造成效果。然而这方面的倾向年复一年的削弱了。演员们已不用他们的手做戏了,而更多地是用眼睛来传神。但是光有一对传神的研究和一副轮廓端正的光滑的脸,对一名电影女演员来说是不够的。有不少拉大车的马的腿是完全够格赢得全国赛马的奖牌。它们长了这样的腿,但是缺乏一颗战斗的心。换句话说,他们缺乏内心的闪光。

任何导演都可以在一张美丽的脸上挤上几滴甘油做眼泪,弄翻几张椅子,砸碎一两张桌子,模仿一种喜剧。但这不是真实的。真实的眼泪有时也不一定是真的,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眼泪后面的感情才能打开观众的心扉。

不要误解我认为一个女孩子生来就是天赋的天才,或者是命中注定要失败的。这种说法是最不真实的了。

记得我曾说过,应当拿得出东西来给,这是给与的先决条件。真正有前途的女演员就是真有思想的人。有些人是通过阅读而获得这些思想的;另外一些人员是靠直觉。有时,有些人似乎是天生就深刻而有思想的。

(原载19l8年12月号美国《照相剧》)

关于《一个国家的诞生》

当我第一次在近距离拍摄演员时,公司和投资人都反对这种只表现故事和人物的脸的方法。今天,几乎所有的导演都对人物使用特写,从而使观众能更亲切地感到演员的情感。在拍摄《一个国家的诞生》(1915)的过程中,我建议给山谷中的士兵的那个场面用一个“远景”,但是我的摄制组坚决反对。因为直到那时为止,银幕上的部队只不过用七、八个穿军装的人。其它人则留给观众的想象力了。

我采用了“闪回”来加强悬念,这一手法在那时是电影中所没有的成份。我不去表现一个姑娘坐在木盆里飘在河上顺流而下的连续的画面,而是用闪回在影片中切人一个解释这一场戏的情景。现在的电影,如果没有用这一人所共知的手段来分散一下观众的注意力,那就会被认为是干巴巴的了。

(原载1921年7月1日美国《启蒙者》杂志)

02月 5, 2006

黑泽明谈导演

归类于: 好文共赏 — alphanote @ 12:16 pm

黑泽明谈导演
作者:黑泽明

下面黑泽明所写的看法由东宝公司在1975年发表,作为对有志于从事电影行业的年轻人的忠告。选文被Audie E. Bock编辑过。


电影是什么?这个问题可不那么好回答。很早以前日本作家志贺直哉(Shiga Naoya)举了一篇他的孙子写的文章,说这是他那个时代最不寻常的散文。他把这文章发表在一个文学杂志上。这篇散文的名字叫《我的狗》。它是这么写的:“我的狗像头熊;也像只獾;还像只狐狸……”那文章接着列举了这条狗的种种特点,并把每个特点都和别的某种动物做了比较,列出来的单子能把所有动物都占全了。可是,文章的结尾是这样的,“但是因为他是一条狗,他也就最像一条狗。”

我记得自己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开怀大笑,不过它说明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电影和其它很多艺术都有相似之处。如果电影是很有文学性的,那它也该有戏剧的特质,有哲学的一面,绘画的属性,还有雕塑和音乐的元素。但是电影,说到头,是电影。

的确存在一种叫做电影美的东西。它只能通过电影来表现。一部电影要想成为一部打动人的作品,就一定要把电影美在影片中表现出来。如果它被很好的表现出来了,人们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就能体会到一种特别深的情感。我坚信吸引人们来看电影的就是这种感觉,让电影人去拍电影的最初动力就是对这种感觉的渴望。或者说,我坚信电影的本质在它的电影美。

当我开始准备一部电影的时候,我脑海里总是出现很多想法,并使自己相信它们就会是我想要拍的东西。这些想法里,就会有一个突然的冒出来,开始生根发芽;我就抓住它并培养它。对于制片人和电影公司给我的题目我从来都不予考虑。我的电影都是源自我自己在某个时期特别想表达的某种东西。在我看来,一个电影计划的根就是这种想表达某件事物的内在需要。能滋养这根并让它长成大树的是剧本。再能让这大树开花结果就得靠导演了。

导演的角色包括指导演员,摄影,录音,艺术指导,音乐,剪辑,还有配音和混音。尽管这些东西可以看成是独立的工作,我却不把它们分开来看。我认为它们应该合在一起算到导演下面。

一个电影导演必须得有能力让一大拨人跟从他,跟他并肩工作。我经常说,虽然我肯定不算是什么军事家,但如果你把剧组和军队做比较,那剧本就相当于军棋,而导演就是前线指挥官。从制作开始到结束,没人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导演必须能应付任何情况,他必须得有领导才能,好让整个剧组都按照他的决定行动。

尽管电影中的镜头顺序是事先就定好了的,按照这个顺序拍摄却不一定是最有意思的。有些事先无法预料的事情会产生出人意料的效果。如果能把这些效果在不影响内部平衡的前提下结合到影片里,那整体就会变得有趣多了。这就好像在窑子里烧瓦罐。在烧的过程中,灰烬和其它的颗粒会落到熔化了的釉上,结果就产生了不可预测但却很美丽的效果。拍电影的时候也会产生类似的无法预知却很有意思的效果,所以我管它们叫“烧窑反应”。

一个好导演能把一个好本子拍成一部杰作;用同样一个本子平庸的导演能拍出一部过得去的片子。但是遇到坏本子就算是好导演也不可能拍出好电影来。在那些真正是电影的表达方式中,摄像机和麦克风都得能劲得起水火的考验。这样才能做出一部真正的电影来。剧本必须得能做到这一点。

一个剧本的结构要是好的话,就好比交响曲,有着三个或者四个乐章,还有不同的速度。或者也可以用能剧的三部结构:序,破,疾。如果你能全身心的研究研究能剧并从中学到点好东西,它会自然而然的体现在你的影片里。能剧是真正在世界上也独一无二的艺术形式。我觉得歌舞伎是模仿它,但只是一株生不出新种子的花。不过对于剧本来说,交响曲式的结构最容易被今天的观众理解。

要想写剧本,就得先研究伟大的小说和戏剧。你必须思考它们为什么伟大。你读它们的时候产生的那些感情都是从哪里来的?为了表现出那些角色和事件,作者投入的热情程度,细心程度?你必须仔仔细细的看,一直看到你明白了所有这些东西为止。你还得看伟大的电影。你得读伟大的剧本,研究那些伟大的导演们的电影理论。如果你想成为一个电影导演,就得精通编剧。

我已经忘了是谁说的这句话了:记忆就是创作。我自己的经历还有我读过的东西都保留在我的记忆里,成为我创作新东西的基础。我没办法无中生有。因为这个缘故,看书的时候我总是在手边放一个笔记本,这习惯从我还是个年轻人的时候就有了。我记下自己的反应,还有那些特别感动我的。我积累了整摞整摞的笔记本。每当我开始动笔写剧本的时候,我就去读它们。我总是能在它们中的某个地方找到突破点。即使是一句对白我也会从这些笔记本里找启发。因此我想说的是,不要躺在被窝里读书。

1940年左右我开始和另外两人合作写剧本。在那之前我都是一个人写,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困难。但是一个人写剧本可能存在对人性的理解过于片面的危险。如果你和其他两个人一起写一个人,你至少可以获得关于这个人的三个不同的角度,对于观点不一致的视角还可以作讨论。另外,导演总是会不自觉的调整人物和情节,让它们更方便自己的导演方式。如果你是和其他两个人一起写剧本,这个危险就可以避免了。

有件事值得特别注意,就是最好的剧本里只有很少的解释性段落。往剧本中描述性的段落里加入解释是个你最容易落入的陷阱。角色在某一特定时刻的心理状态是容易解释的,但是要通过对白和动作上的微小细节来描绘就非常难了。但这并非不可能。大量这方面的东西都可以通过研究经典戏剧学到。我认为那些不带任何感情的侦探小说也很有帮助。

我的排练开始于演员的更衣室里。一开始我让他们重复台词,然后慢慢的加入动作。但是从一开始我就让他们穿上戏服化好妆。接着我们到拍摄现场做完整的排练。这些全面的排练让实际拍摄需要的时间变得很短。我们不仅排练演员,也排练场景中的各个部分――摄像机运动,灯光,还有其它的。

对于演员,最糟糕的就是意识到摄像机的存在了。通常当演员听到“开始”的口令,他就变得紧张起来,视线摇移,表现得很不自然。这种感觉在摄像机镜头里显得特别清楚。我常说,“跟对面的演员说话就好了。这跟舞台是不一样的,在舞台上你需要对着观众说台词,这里你不需要看摄像机。”但是要是他知道摄像机在哪儿,演员就总是会,不自觉的,往摄像机的方向侧上半截或者一截身子。不过要是有上几台运动的摄像机,他就没时间搞清楚到底是哪台在拍他呢。

拍片子的时候导演的眼睛得能抓住哪怕是很微小的细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得死死地盯着看。摄像机在转的时候我很少直盯盯的看演员,而是把自己的目光放到其它什么地方。这样的话我能立刻感觉出来哪里出问题了。关注一个东西并不意味着你得死盯着它,而是得用一种自然的方式感觉它。我认为这就是能剧作家和理论家世阿弥所说的“超然的注视”。

很多人喜欢使用变焦镜头跟上演员的运动。尽管最自然的方式是当演员运动的时候摄像机按照同样的速度运动,很多人都喜欢等到演员停下来后再用变焦镜头拉近。我认为这是非常错误的。当演员移动的时候,摄像机应该跟着移动;当演员站住的时候,摄像机也应该停下来。如果不按照这个规则拍,观众就会意识到摄像机的存在。

我喜欢用多机拍摄同一场景的事实已经被别人说过很多次了。这始于我拍《七武士》的时候。因为在强盗们在暴雨中向农民的村子进攻的段落中是无法准确预测将会发生什么的。如果我选择用传统的一个镜头一个镜头拍摄的方式,就没法保证能准确的重复每个动作。于是我同时用了三台摄像机。效果出奇的好。于是我决定即使在动作不多的戏里,也要充分研究这个技术。于是我就在《活人的记录》里用了这个技术。到我开始拍《最下层》的时候,我基本上就使用一个场景一镜到底的方式了。

同时用三机拍摄并非像它听上去那么容易。让它们如何运动是非常难决定的。比如,设想一个场景里有三个演员,每个人都能自由自在的说话和走动。要想让A,B,C三台摄像机将整个动作都照顾到,光是保持画面一直都连戏是不够的。而且一个普通的摄像机操作员也没法理解摄像机运动的路线图。我认为在日本只有中井朝一和齐藤孝雄能做到这一点。三台摄像机在镜头一开始和镜头结束时的位置时完全不同的,中间它们有好几次移动。一般来说,我把A摄像机放到最正统的位置上,用B摄像机来拍摄短但决定性的镜头,而把C摄像机当成机动部队。

灯光师的工作是非常富于创造性的。真正的好灯光师有自己的方案。当然他还得和摄影师以及导演讨论。但是如果他不能提出自己的设想,他的工作就仅限于为画面打打光而已。打个比方,我认为当今彩色电影的布光方法是错误的。为了把颜色展现出来,整个画幅里都充满了光。我一直说不管颜色是强是弱,都应该按照黑白电影的方式布光,这样才能带出正确的阴影来。

我常被人指责说对布景和道具过于苛刻。有些东西就算不会出现在镜头中,为了真实也要搭出来。尽管我自己没这么要求,我的剧组也会这么为我去做。沟口健二是日本导演里第一个强调布景的真实性的。他影片中的场景真是超一流的。我从他那里学了很多拍电影的知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搭建场景。布景的质量会影响到演员的表演。如果房子的布局,房间的设计做得好了,演员在里面走动就会很自然。如果我得跟演员说,“不要去考虑这间屋子和房子其它部分的关系,”那就没法取得那种自然的放松感了。因为这个缘故,我就把布景搭得跟真的一样。这会让拍摄受到约束,但是却增加了真实感。

每次拍片,我从一开始就会不光考虑它的音乐,还会考虑其中的音响效果。摄像机还没开转的时候,我就会把这和其它的方面一起考量,来决定需要什么样的声音。在我的很多影片里,比如《七武士》和《保镖》,我为每个主要角色或者每组角色都配上不同的主题音乐。

自打早坂文雄开始为我的电影做配乐,我就开始试验自己在配乐方面的想法。在那时候或更早的电影音乐跟伴奏没什么区别――忧伤的场景总是配上忧伤的音乐。大部分人都是这么使用音乐的。这样做的效果有限。但是从《泥醉天使》开始,我在重要的伤感场景里使用了轻松的音乐。我这种处理配乐的方式是反常的――我没把音乐放到大部分人常放的地方。在早坂的共同努力下,我开始在音乐和画面相对而不是音乐和画面相和的形式上思考。

对剪辑最重要的要求是做到客观。不管你为了某个镜头花了多大力气,观众永远都不会知道。如果那个镜头看着没意思,它就是没意思。你拍这个镜头的时候或许充满热情,但是如果无法在银幕上看到那热情,你必须能客观的把它剪掉。

剪辑是真正有意思的工作。当样片洗出来后,我很少就这样直接把它们给剧组的人看。在一天的拍摄工作结束后我会进到剪辑室里和剪辑师花上三个小时把样片剪到一起。剪完后我才把它们给剧组的人看。给他们看这个粗剪后的样片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这可以激发起他们的兴趣。有时候他们不知道自己到底在拍什么,或者他们为什么要花上十天时间去拍那一个镜头。等到他们看到这个有着他们自己的辛苦在里面的粗剪版本,他们就又开始充满热情了。而我这么边拍边剪,到拍摄结束就只需要做一次精剪了。

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不把我这么多年来的成就传授给年轻人。事实上,我非常想这么做。我的副导演们中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已经自己做上了导演。但是我不觉得他们中的任何人肯不怕麻烦的去学最重要的东西。

© 2008 Alphanote’s 看看片,说说事 - Powered by WordPress & cPanel